冬日午后，鼓楼区仪凤门外，一些游客正在静海寺内参观。许多人不知道淘配网，这是一座与航海家郑和有着特殊渊源的寺庙——相传是明成祖为表彰郑和下西洋功绩而建，寺名取“四海平静”之意。
90年前，中国著名历史学家、文献学家郑鹤声正在深入研究郑和下西洋，他循着历史线索来到了静海寺，这不仅唤醒了一段航海记忆，奠定了自己与郑和的缘分，也开启了他与南京城长达三十余年的深刻对话。
“郑鹤声在南京工作生活三十余年，这是一位史学家与一座历史名城相互成就的岁月。”江苏省中华文化促进会海洋文化专委会副主任、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兼职教授王世清表示，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资源塑造了郑鹤声的治学路径，而他的学术实践也丰富了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。
一块残碑，牵出一段航海记忆
1936年春天，郑鹤声走进静海寺探访郑和下西洋遗迹，在寺内西侧一个不起眼的厨房里，郑鹤声的目光被嵌在墙壁上的一块残破石碑吸引。寺僧也不知此碑何时被砌入墙中。拂去尘土，碑文逐渐显露。职业敏感让郑鹤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极其重要的文物。他小心翼翼地将碑文拓印下来，共得148字，包括：
“永乐三年，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……”
“……首陈祖义、金志名等，于永乐五年七月内回京。由是……”
“……永乐七年，将领官军乘驾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。”
“根据这些文字内容，我父亲认为此碑为郑和船队所立，推测‘即郑和末次南航离京时所建，是记载下西洋活动的第一手资料’。”郑鹤声之子郑一钧向记者展示了他与父亲共同编纂的历史学专著——《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》（增编本），书中，第十六章《郑和在国内外的遗迹》中对这段残缺的碑文进行了详细介绍。
发现残碑的郑鹤声如获至宝，正当他准备进一步研究时，1937年，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，南京形势骤然紧张，郑鹤声开始了漫漫的西迁征程。
除了随身携带了一部分资料外，郑鹤声忍痛将大部分书籍资料都留在了天山路45号的南京家中。“至于这张珍贵的拓片，是被父亲带在身边还是留在了南京，我也无法确定，父亲并没有告知。”郑一钧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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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12月，侵华日军进攻南京，静海寺大半毁于战火。1945年，抗战胜利后，郑鹤声重返故地寻觅遗碑，却遍寻不得。
“据我推测，这块珍贵碑刻的踪迹有两种可能。”王世清说，一种可能是被日军掠夺到日本。
第二种可能，是这块残碑在战火中再次被损坏，成了“残碑中的残碑”，变成若干块，被埋在地下某个角落，难以寻觅。
一张照片，见证一段烽火岁月
残碑虽然不见了，拓片也一时难觅踪迹，但庆幸的是，郑鹤声对这张拓片拍了照，这张照片留存了下来。
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，郑一钧在整理郑和下西洋资料时，发现了这张拓片的照片，并将其收录于《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》中，《静海寺郑和下西洋残碑》的内容才重新为世人所知。
如今，距离郑鹤声发现静海寺郑和下西洋残碑已经过去90年了，残碑虽仅存片段，但学界一致认为，这对于研究郑和下西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首先，提供了一手实物证据。与此前主要依靠文献记载不同，这块石碑是郑和航海活动的直接物证，碑文内容显然出自当年亲历者之手，史料价值极高。
其次，引发关于“宝船规模”的重大学术争议。《明史》记载，郑和宝船“大舶修四十四丈，广十八丈”，但静海寺残碑记载“二千料海船”，“料”是中国古代用来表示船舶大小的计量单位，根据这一数据，学者推算，宝船规模可能只有长十余丈、宽三丈左右。这一差异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学术讨论，促使学界重新审视传统记载。
此外，该碑文内容还揭示了郑和船队构成的复杂性。“碑文显示郑和船队并非单一船型，而是包括大型‘海船’和中小型‘八橹船’等多种船只，这说明船队有着精细的功能分工。”王世清说。
王世清表示，尽管此碑已不见了，但它通过郑鹤声的拓片和记录，继续影响着郑和研究的方向和深度。它提醒学者，对历史的认识需要不断结合新发现的实物证据进行修正和完善。
一腔热忱，写六百年航海传奇
其实，郑鹤声与郑和的缘分，并不是源于静海寺下西洋残碑，而是始于1935年的一次偶然发现。
1935年，郑鹤声在查阅相关资料时，竟发现了郑和自述“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”碑文。
明宣德六年春，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开航前夕，主持修缮了刘家港天妃宫，并刻石树碑，将碑树立于天妃宫院内，此碑即《娄东刘家港通番事迹碑》，可惜后来该碑下落不明。
这次发现，让郑鹤声十分喜悦。根据碑文文字，郑鹤声发现上面所记录的内容如郑和出使年岁、次数等，与《明史》成祖本纪、郑和本传所记大有歧异。
比如，根据碑文描述，郑和第一次出使为永乐三年至五年，第二次为五年至七年，第三次为七年至九年，第四次为十二年至十三年，第五次为十五年，第六次为十九年，第七次为宣德五年。
而《明史》记载，第一次为永乐三年六月至五年九月，第二次为六年九月至九年六月，第三次为十年十一月至十三年七月，第四次为十四年冬至十七年七月，第五次为十九年春至二十年八月，第六次为二十二年正月，第七次为宣德五年。“可以看出来，两相比较，仅首末两次相同，中间描述的时间都有差异。”王世清说。
彼时，注重实地考察的郑鹤声常至马府街访问郑和故居，至三山街访问郑和所请建之礼拜寺，至下关天妃宫、静海寺等处访问郑和下西洋故事及遗迹，又至江苏省太仓县访问刘家港郑和航海故迹，1936年夏天，他又到福建省长乐县访问十洋街、南山塔、太平港及郑和所亲立天妃灵应碑等故迹、遗物。
鉴于此碑为郑和亲自刊记，为第一等直接史料，相较于间接记录的史料，郑鹤声认为其可信度更高，进而以碑文为依据，纠正了《明史》中关于郑和下西洋年代的记载错误，改写了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的认知，成为学术界的重大突破。
1935年10月25日的《大公报史地周刊》57期整版刊载了郑鹤声写的《从新史料考证郑和下西洋事之年岁》一文，在此文中，他首次将《娄东刘家港通番事迹碑》的碑文字完整公之于众。
一块在战火中消失的石碑，因一位学者的慧眼与坚守，得以在学术史中延续生命，继续诉说着六百年前中国人扬帆远航的壮阔故事。这种学者与城市文脉的相互滋养，正是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独特魅力的一部分。
南京日报/紫金山新闻记者鲁舒婷淘配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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